香港市郊小区几乎与北京的小区没有多大区别，那些高层建筑群，那些充满了千篇一律的中欧商品的超级市场，那些总是急匆匆的家庭主妇，那些被人挂牵的正在游玩的年轻妈妈。一到春天，这些市郊小区就如同北京的梅德韦德科沃或布托沃等一些小区那样脏乱：一堆堆正在腐烂的垃圾，一个个被撕得破烂的硬纸板箱，一个个空塑料瓶子，一个个白铁皮啤酒罐，一片片被踩实了的去年的落叶……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一日，正是在中国首都市郊的这一处极常见的住房里，进行着一次简短但却极其神秘的洽谈。 　　谈话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人个子不高，但敦实强壮，双肩宽大而圆厚，身着贵重但却不很雅致的服装，在他那只多汗毛的粗手指上戴着一枚粗制的镶嵌着比鹅卵石稍小一点的钻石戒指。他面向窗户坐着，所以，看不清他的脸，他似乎害怕被偶然来访的客人认出来。可能正是因为如此，那戴有钻石戒指的人才明显地焦躁起来：他抽着烟，烟灰不是弹在烟灰缸中，而是弹在桌子上。他坐立不安，不能将目光集中到某一个地方，他时不时用双眼扫视着墙壁、桌子、桌子上的文具，此时，不知为什么，他在尽量地回避着直面对视自己的洽谈伙伴。 　　另一个人个子也不高，削瘦，留着淡褐色的背头，穿着朴素但却很雅致的三件套西服。他不惧怕任何人和任何东西，他觉得自己不仅是住宅的主人，同时也是形势的主人。他很感兴趣地注视着自己的洽谈伙伴，在他的目光中，可以分辨出一束束的感情射线，其中，大概好奇心占了优势：就像一个外行人第一次审视着病理解剖台上的一具被做成标本的死尸那样。 　　看来，这是一套不适合居住的办公室：几把跛腿的椅子，每个窗台上都放着几盆忘了浇水而枯萎了的花，角落里布满了稠密的蜘蛛网，在墙角处轻轻地摆动着。而且这里还散发着一种似乎是政府机关里的味道：尘土味、卫生球味、堆放着的纸张味、水气渗透窗框的潮湿味…… 　　“喂，头儿没改变主意吧？”穿三件套西服的男人用带有明显中国口音的俄语问道。 　　“不必介意，这事已经磋商过有一百遍了……不会的，不会改变主意的。”对方用有些嘶哑但却非常坚定的语调回答道。根据说话者所用的头几个单词判断，毫无疑问，说话者是香港人，而且属于那种场特殊范围之内的人物。“我们正努力玩一次漂亮的拦姆斯纸牌，既然已经决定了——就要去做。” 　　“我恳切地请求头儿，不要使用你们北京同行们所用的俗语。”中国人面带勉强能看得出的讪笑，淡淡地说道，同时，他在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洽谈伙伴戒指上那大颗钻石如何在最黑暗的角落中熠熠闪光，“然后，请您不要忘了：不管怎样，在您的面前还有一名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 　　中国的“斯勃”，即中国的安全部门，是类似香港联邦的那种安全部门，它占据的这所住宅是作为特殊的秘密会见的场所。 　　一般来说，安全部门使用的并不止是一处住宅，而是整个一层楼的住宅——有三至四处。由一处住宅到另一处住宅往往有秘密通道（常见的就像一些间谍影片所描述的那样，是些被伪装成衣柜和书架的那种），而主要是一些用电子仪器对相邻房间进行监视、监听的技术装备，使住宅的主人感到相当宽松自在。 　　显然，这次洽谈也不例外。对这次会面进行了准备：调整好那些隐蔽的手提式摄像机，打开录音设备，装好扫描装置——这些专门的、可以发现客人所带一切类似装置的设备……而且不需要多长时间。 　　“这就是说，在明天？”主人一本正经地、更确切地说道。他从桌子上拿起活页台历，漫不经心地翻过几页。 　　“是的，头儿安热，就在明天吧。”请求过后，见对方的反应平平，这使客人感到多少有些不自在。 　　“现在让我们再明确一下，从这以后，我们就将有钱了。我要坦白地说，”中国人将台历放到原处，像弹簧一样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走动了一会儿，用机械的手势将头发抚平。“钞票，也就是钱。”为在此时显示一下自己并非一般地了解对方所说的行话，中国人已完全将身体偏向客人，他立刻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并突然间说出了一连串同义词，“也就是资金，或者，正如一些纹身人听说的——币子，对你们是很合适的。顺便说说，数目很大，一点儿痕迹都没有就消失了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劝你们尽可能快地继续将钱转运过来，使其离开香港。钱现在已在路上，明天就会到达深圳市。收货者是‘塔伊尔’波俄合资公司。业务技术方面及其实施由我负责。当然，深圳的枪声不会赏我们光，可是，要这样，我们在沿途也就无法抓到钱了。没什么可怕的，我们会找到罪犯的。然后，我们的主子不得不放弃在朝阳区的工厂和实验室，因为不这样做，我们联合行动的理由化会变得十分明显。我，正如你们那些人中所说的，所以也就把您放到了下面。而这样做，是出于一种通常的压力，或者，正如你们所喜欢说的那样——这是一种突袭……是谁指使这样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不清楚。您可以去问问你们的‘栖身之地’，去问问那些纹身的刑事犯们，为什么允许这样做。我嘛，可是明白，在这里，也就是在中国，你们要是没有他们是不行的。”以后，中国人像是早就知道某些事件应按如何程序发展似的，果断地说，“以后，你们将往哪儿转移你们的‘香港性亢进剂’生产基地，这我们完全不担心。哪怕是往红场，往公安局转移，只是要尽快一点，只是要离我们远一点。我们不需要在国家的中心建一个毒品基地，因为我们不是亚洲的香港，而是一个文明的中国国家。而销毁毒品工业生产基地的荣誉——这却是我们所需要的。这可以大大平息舆论。”这位中国安全部门的军官结束了他那使人难以捉摸的高谈阔论。 　　香港点着头，连声说是。看来，这个人在他那些绝对特殊的人中；同另有某种相当重要的位置。因此，如果不打断对方的谈话，他就不习惯将洽谈伙伴的话听完。当提到朝阳区时，他真的开始伤心起来，话说得也铿锵有力：“是啊，是啊……太遗憾了。” 　　安热先生多少有些傲慢地微笑了一下，他恰似古中国时的一个封建主，正在自己的庄园里同一个被俘的鞑子谈着话。 　　“你怎么的？不同意？” 　　“完全正确。我不得不把它交给你们那些狗崽子，把它毁掉了，”香港叹了日气说，“只是……只是……把他怎么办呢，我们就此事已经交涉过了。” 　　“这事我记得，”中国人温和地证实说，“我承认自己所说过的话。现在该是第二点了，就是这个脸上带伤疤的人……他——马岱先生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也就是说他姓什么？”不知为什么，安热先生突然间由俄语转到了中国语，然而，当看了一眼谈话伙伴后，立即又回到了俄语：“姓什么？” 　　“姓什么……他的诨号是这样的……像是狗的名字。他很快就会得到一件上胶布雨衣。”香港人显然认为自己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个有智慧的语言游戏，他满意地哼了一声。 　　中国安全部门的军官微笑了一下，他并没有将这一话题进一步继续下去。 　　“我想，一切都会很顺利过去的。要知道，我们俩代表看有关方面。”安热先生走近酒柜，从里面拿出一大瓶启开过的贵重的白兰地酒和两个倒放着的高脚杯——喝如此贵重的酒水只能用如此讲究的酒具。安勾心斗角 　　淡淡的灯光在桌子上那装有白兰地酒的酒杯中轻轻地摇曳，在古色古香的家具那暗淡的表面闪烁，在枝形吊灯那水晶玻璃中稀奇古怪地折射，在土库曼贴金人编织的那贵重的深古铜色地毯上隐没。地毯很大，夸张点说——极大。这块地毯就像成熟了的麦田，在整个办公室内伸展。柔软而光滑的绒抚磨着脚掌，每个赤脚从上面走过的人，一定都会回想起趟水过小河时所出现的那种感觉。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还有巴黎产的绘有十八世纪早期田园诗般的牧童图案的戈别林双面挂毯，有路易十六时期精美的手工制品，还有它们旁边的一块做工粗糙的珍贵的土库曼贴金壁毯。没挂戈别林地毯的那面墙，用浸染的柞木镶嵌着，而这一切，又成功地与具有帝国风格的精致奇巧的酒吧相谐调。软垫矮凳、安乐椅、沙发——所有这些，都是用带金色压花纹的最精细的红色皮革包装的；墙上挂着三幅海上风景画：一幅是艾瓦佐夫斯基的，还有两幅是康斯太布尔的，无疑，这都是仿制品。 　　诚然，带有一个大监视器及一些沿着地毯曲曲弯弯铺开的导线连接的计算机，与办公室整体风格确实有点不太谐调。还有一个人同整个的富丽堂皇多少有些不谐调，他正坐在计算机旁边。这人个头不高，但肌肉相当丰满，他两肩溜圆，一张红红的圆脸和一双路微凸出的眼睛使他好像一只煮熟的螃蟹。一只粗糙的钻石戒指戴在他那多毛的像小香肠似的手指上。他在如此装饰的屋子里面，给人的感觉是，他不过是个仆人，顶多是个管家的角色。 　　而实际上，他却是这个屋子的主人。 　　坐在计算机旁边的这个人从光盘箱中取出一盒光盘，打开它，拿出第一张光盘，将其放火光盘驱动器里。他看了一下放在键盘下的纸条，调出数据库。几秒钟后，在显示器上开始闪现出一些带有公式、数字及某些符号的波纹。男人久久地企图探究它门所代表的真实含义，但是并无成效。终于，他不耐烦了，关掉了计算机，一口气将桌子上放着的白兰地酒喝干。当然喽，办公室的主人停止摆弄计算机，并把它放置在那里，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未必懂得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化学公式。他没能完成中等教育，刑满后，他又开始从事一种违法的特殊活动，这一切当然未必有利于对科学知识的掌握，甚至当你打算靠它们挣钱的时候。直到现在他还得靠小抄来操作计算机，因为他记不住什么时候应该按动哪个键子。 　　这位主人名叫伊万·谢尔盖耶维奇·苏星。然而，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北京城外，人们则更经常用“王三”这个绰号称呼他：有人带着谄媚取宠的敬意，有人带着下意识的恐惧，还有一些人则带着公开的仇恨。 　　在当今香港，丑恶现象、贫穷和犯罪行为在一天天增长，一夜之间就暴富起来的大款，常常比那些进过监狱和沿街乞讨的人发达快得多。因此，能够成为如此豪华住宅的房主也是很罕见的。自然，王三属于少数者之列。 　　还是在几年前，当他刚刚“被踢开”，也就是刚刚刑满释放时，他惘然若失地站在监狱的大门旁，根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不会干活，也不想干活，但是，却想拥有很多很多，并想马上就拥有一沓一百美元一张的钞票，一辆带变色玻璃的豪华型小轿车，三居室的住房及一群淫荡而又傻乎乎的漂亮娘们儿——他已想像不出再多一点儿什么了。 　　要知道，现在已经有一些人，他们所拥有的要比所有这一切多得多……而他，又有什么比他们差的？ 　　带着一脑子想法，苏星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家。很快，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他遇见了童年时的朋友瓦列里·阿特拉索夫。当时，苏星一家住在索科利尼科大院，也就是住在瓦列里·阿特拉索夫一家相邻的一个大院里。顺便说一下，阿塔斯（阿特拉索夫的绰号就是这么个叫法）——这位以前运动员的生活目标，在当时，跟苏星没有多少差别，如果说有差别的话，也只是在数量上：他所要拥有的，不仅是一辆轿车，而是两辆，最好是三辆或者五辆；不是一沓绿色的美钞，而是一皮包，最好是整整一箱子：不是三居室的住房，而是五居室的…… 　　在八十年代末，北京及北京人成功地为自己制定了一些新的市场关系方面的法规：“商人”及“办合作社的人”这些词已不含贬义。 　　阿塔斯（同他一起的还有王三）很快抓住了时代的潮流。 　　这个潮流的特点，简单地说，就是如果你不想挣钱，你就可以到有钱人那里去借钱。 　　瓦列里·阿特拉索夫，这个不久前的国际级拳击运动健将，由于创伤不得不离开拳击台。这位运动员具有出色的组织才能，很快就组成了一个不大但却十分机动的运动队：打着运动队的旗号，招募了一批善于空手道、拳击、摔跤、滑雪和举重的运动员。这些人智力上没有负担，他们不善于动脑筋，他们除了会打嘴巴子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其他本事了。可是，尽管如此，这些人却希望最大限度地得到生活乐趣，而且越快越好。顺便说说，北京大部分强盗集团正是这样开始组成的。它们的名称现在大众早已有所耳闻：户外流浪汉集团，“摇椅”——地窖之友集团，军队之友集团…… 　　原先的拳击队在前苏联首都进行犯罪活动方面是名列前茅的，现在，他们重又夺回了旧日的荣誉。首先，拳击队给亲信们营造了一个“栖身之地”，即外汇倒卖黑市、赌场及地方一些小商人在地铁各站点设立的商亭——起步资金就这样筹集起来了。很快。就向几乎同时成了权威的阿塔苏进发，并开始纠集各种力量—一那些从前被判过刑的人，那些地方上的流氓，那些只想成为窃贼的人，以及那些曾在实力部门工作并掌握大量行情的政府官员。这一重新成立起来的犯罪机构迅速成为首都最有影响的机构之一。瓦列里和他的运动队还排挤了“乞艺科夫”们——人们通常用“乞乞科夫”称呼从事犯罪活动的车臣人以及北京近郊那些为数众多的出名的武装匪徒。这些组织都有冠冕堂皇而又使人难于理解的名称，首都的居民对他们既迷信又害怕。 　　不长时间，阿塔斯那原本不大的运动队就变成了一个队伍整齐、组织纪律严密的集团，其中有在编经济学家、间谍、反间谍人员、鉴定专家以及高功率“能量转换器”——“黄牛”和他们所领导的站在最前列的几个“小分队”。瓦列里无所不管的触角伸到各个领域：银行、公司、交易所、警察局、法院及检察院。据说，还伸向了国家高层官员，甚至伸向了国家杜马议员…… 　　王三作为该组织发起者之一，自然很快沿着官职的等级步步高升。一九九二年，他成为第一副手，即阿特拉索夫的主要助手。 　　阿塔斯一贯认为自己绝对具有某种帝王之相，因此，他总是致力于研究一些战略、策略问题、总体规划以及自身实践中从未遇到过的那些有预见性的宏观问题：像“暗箭”问题、“突袭”问题、“麻睑人”及其他一些问题。作为一个具有无限权力的主宰者，他的位置要高于这一切。他把一切日常工作都推给了王三，而后者，显然在这方面进展顺利，成绩斐然。 　　作为运动队毋庸置疑的首领，“从前的运动员、现在的讹诈者”的阿特拉索夫，跟其他那些年轻一代的权威者一样，根本不去遵循从前那些陈规旧俗。差不多还是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时期及斯大林时期，劳改管理总局制定的香港刑事犯罪方面的“条文”，已经过时。在很多有争议的问题上，他坚持按自己的方针办。的确，由于社会形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犯罪方面，人们现在看待类似的事情要比几年以前简单得多。 　　当然这远不是一切…… 　　张·尼古拉耶维奇·那依琴柯，也就是山鸡，他是名副其实的大盗，属于香港正统的刑事罪犯，属于流氓或新经济政策时期的那一代人。他恪守一切与其相关的观念，维护一切与其关联的东西。他曾在马加丹附近的集中营当过看守，从一九八二年起，他每天从打铃到打铃，纯属瞎忙活了十年。自然，离开边远地带，他不可能喜欢首都这种新的兵力配置，因为这样一来，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初闯江湖的新手；可是，他不想进监狱却偏偏进了监狱；不想走出铁丝网，却偏偏又得到了自由…… 　　于是，他开始整顿团伙秩序。这是一种非常有声望、有影响的举措，因为在他的后面有一个盗贼兄弟会，兄弟会中压倒多数的纹身同行们支持他，更主要的是有行会的声援及窃贼们团结一致的精神。 　　然而，就是这些，也还不是所有的一切。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瓦列里一阿塔斯以及他们运动队的利益，同山鸡的利益必然地出现了冲突。而这，不仅仅体现在金钱上或势力范围的瓜分上。 　　首先，在苏星用阿塔斯的钱雇佣杀手的不同时间里，已经死了两个可尊敬的大盗——张·那依琴柯的好朋友。 　　其次，阿塔斯这个典型的非“极限论”者和冷酷无情的家伙，不顾警告，执意命令首都的一些大公司缴纳“贡品”，而这些大公司却对盗贼的兄弟会惟命是从。另外（这也是主要的！），在刑事犯罪须域这个大棋盘中，某个大子儿空前增强，必然导致全局的不平衡，导致犯罪领域这个棋盘中所有大子儿的完全停摆…… 　　一些可怕的消息时不时地传到瓦列里一阿塔斯他们这里：当时在阳光普照的科雷马河上的山鸡对他们非常不满，山鸡在来到北京后就决心弄个究竟，彻底结束这种状况并把北京秩序整顿好。 　　于是，事情就发生了。那依琴柯获得了自由，决定结束这种胡作非为的状况，他直截了当地宣布说：“只要我在北京，胡作非为是不行的。”但是，虽然如此，胡作非为现象并未减少，窃贼在北京露面过后几天说，有那么几头阿塔斯公牛——其中就有王三，企图强奸他惟一可爱的十五岁侄女娜塔莎……当时娜塔莎纯属侥幸，偶然的一个过路人陆斌·赵元救了她，使她免受污辱（顺便提一下，这个像柳特一样出名的人，由于命运的戏弄，只是较晚些时候才在阿特拉索夫的命运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不仅仅在阿特拉索夫的命运中。） 　　可这是后事，而且是很久以后的事…… 　　于是，阿塔斯决定迎接挑战，同时他也知道山鸡都干了些什么。 　　为了同有组织的犯罪行为进行斗争，一九九一年，在北京成立了一个超机密的最新机构，即所谓“第十三处”。这个部门不归任何人管，除了来自公安局最高层的某个神秘人物，比如高义，其他任何人都无权过问。比如，这里聚集了一群从未参加过战斗的现代剑骑上，他们在肉体上消灭了犯罪领域的头头们：他们被授予的权力实在无限之大，而像无罪的打架这样的区区小事，则完全不予注意。“第十三处”工作人员所使用的那种高深莫测的行话，在不久前，主要是情报总局、克格勃、内务部及为数众多的特警队的军官们所使用。这些行话，没有给那些已组织起来的犯罪集团的头头们以任何可乘之机。克格或反间谍机关第二主管局从前的上校，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鲍里索夫，被任命为其中一个部门的领导。他是个不屈不挠的人，在同匪帮的胡作非为进行斗争时，需要用他的方式方法，即用黑色恐怖手段。 　　在北京，而且不仅在北京，传开了一系列重大杀人犯罪的消息…… 　　“十三处”挑选干部的方法是相当奇特的：被聘到这里的人，只能是那些在领导。动目中重要的能够为其效力的人。这样，外界人企图利用这里的人实施狡猾的诡计的可能性就极小，这样，在周围是秘密机构而很容易令人误解的整体情况下，看上去是很自然的事。 　　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在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鲍利索夫手下有一个人，出了事，落到了阿塔斯的手里。 　　阿特拉索夫很快就计算出了惟一正确的途径，在讹诈从前克格勃上校的同时，他得到了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这个为实施黑色恐怖、反对犯罪集团而成立的绝密机构，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这个黑帮头子管辖的一个队：它在从肉体上消灭盗贼们和权威者们的同时，正在履行其直接的职能，实际上等于除掉了阿塔斯的竞争对手。 　　就这样，阿塔斯接受了山鸡的挑战，并使山鸡及其所领导的兄弟会受到重创…… 　　斗争是残酷的，血腥的，它一直延续了几个月．战果变化莫测，优势一会儿在此方，一会儿又在彼方。在双方对峙中，山鸡的好朋友“拉弗鲁什尼克”（也就是高加索窃贼）列瓦兹·苏胡姆斯基死了，一些痞棍和那依琴柯的心腹“鱼雷”也死了，山鸡的侄女娜塔莎被劫走但却奇迹般地安然无恙（赵元又一次救了她）。同时，令人惊讶的是，山鸡居然成为这次流血事件的胜利者：阿塔斯在北京的市中心被一个杀手开枪打死。“十三处”作为既受法律约束又不符合宪法的机构，在有关它的信息逐渐传到杜马及各报刊后，被缓慢地组建了起来，而上校鲍里索夫则因“不幸事件”而牺牲。参与这一事件的有高义—一这个来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公安局的高级官员，有“十三处”以前的军官陆斌·亚历山大罗维奇·赵元（柳特），他就是那个搭救娜塔莎，使那依琴柯最感意外的救命恩人。 　　无论如何，阿特拉索夫已经死了，他领导黑手党帝国时出现的那些令人伤透脑筋的事情也过去了，现在又站出来一个王三，看来也是很自然的事。这个走过艰苦历程，由普通的“运动员”——刑事犯，到成为最专横的刑事犯罪权威，急剧改变了整个政治形势。阿塔斯按其本性大概是属水牛的，他只会到处践踏、祸害人。几年前，当某些地域还未被人占据，人们也还勉强适应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这还算是可以理解的。可现在，当整个北京（何止北京，是整个香港！）已被几个集团严格地划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的时候，当此势力范围牢实的界限被神圣般维持的时候，应当寻求新的途径。这些新的途径也已被找到了，那就是：越来越多的犯罪集团的头子们走上了合法经商的轨道，越来越多的犯罪权威正努力成为受人尊敬的楷模。 　　一天，一个绰号叫季同的小刑事犯进入了王三的视野。经查询，权威人物王三很快就明白了，季同是个很有前途的人：是季同发现了那个半疯癫的化学家，这个化学家合成出非常有效而又非常廉价的麻醉剂。而现在，他又在组织小规模生产一种类似“香港性亢进剂”的玫瑰色的粉末。 　　当然，如果要正式扩大其生产发展的规模，北沃德诺伊是没有这笔钱的，而王三却有的是钱。在同麻醉剂鉴定人及专家们商量后，又同“洗”钱方面的银行家和专家们磋商，最后，苏星决定投入数额不算大的钱去生产玫瑰色粉末并静观其后果。 　　结果出乎意料：“香港性亢进剂”闪电般占领了市场，甚至由代用的和非纯净的“性亢进剂”所得到的纯收益就超过了百分之五百…… 　　于是，王三决定冒险试一试并大规模地玩一把。他甚至按自己的理解程度，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试验、技术加工、购置设备，在立据将季同收归自己名下的同时，顺便收买了几个从前在封闭的国防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化学家。这以后，在不远的中国建立了第一个试验工厂，因为在香港进行生产实在太冒险。 　　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于这种事也并非安全，问题倒不是中国法律对此有严格规定，也不是中国的地方警察对香港匪徒的病态的仇恨。问题在于这个鬼鬼祟祟的斯霍德尼亚人派到中国当看守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已故的主人阿塔斯不共戴天的敌人，那个名副其实的窃贼山鸡本人。看来，新的权威继承了对那依琴柯的敌视态度（即继承了对以那依琴柯为代表的所有耐波曼窃贼及所有传统的刑事犯罪行为的敌视态度）……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无论是工厂还是实验室一下子就出现在他乡的领土上。在核准这里向来就是王三运动队的领地时，考虑到本身的自尊心，新的权威不能向中国玩弄权本：第一，会重新挑起全球战争；第二，正如山鸡在废弃的军队飞机库中同季同谈判时所如实发现的那样，初出茅庐的麻醉剂生产者将会遇到一些严重的越境问题，交通问题及销售问题。总之，当那依琴柯及其同伙得知有关生产麻醉剂一事后，立即重新立据将季同（现在把以前的他当作另一个人来看待）归属自己名下。虽然他们也怀疑，有谁在背后操纵他。王三耽搁了——这种形势显然对他不利。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却有人鬼使神差地帮了苏星的忙，后来才知道，是某些非常有权威的人物（也许是公安局的上层领导，也许是刑事犯罪人物，也许是这些人，也许是另一些人）。通过某些人所不知的渠道，给中国调去了一亿美元现金，希望通过山鸡——王三将这笔钱投入到生产“香港性亢进剂” 　　中去，并连同其利润一起周转。 　　这也就促使苏星采取完全不合乎标准的行动。但是他害怕，风险相当大……其实，一切都好像结束得很圆满。 　　事情结束了吗？ 　　豪华住宅的主人费力地压住马上就要打出的阿欠，重又将身子向计算机探去。就在此时，内线电话“吱吱”地响了。 　　“喂，瓦尼亚，这个灰心丧气的人找你……好像是季同。”电子扬声器传出声音说。 　　“有什么事？” 　　“他想见你。” 　　“让他进来。”权威沉着地答道。他已经知道了，今明两天“六号”就会出现在北京河上。 　　季同没有等多久。过了四五分钟他就露面了。他穿着白色带花点的西服，口中叼着高级香烟，严然是西西里岛黑手党的枭雄。他显然陶醉于自己的新角色。 　　“啊——您好！”他相当随便地向办公室的主人打着招呼。 　　“你好！”苏星连头都未回地嘟哝道，“路上怎样？” 　　“还可以……”“六号”站在地毯的旁边，他不知道，如果他穿着鞋在苏星的办公室走一走，后者将如何对待他。 　　这种情况没有躲过王三的注意。 　　“喂，怎么站下了？不好意思？我总是非常高兴客人的到来……请过来。”权威人物故意热情地说。 　　经过黑手党热身赛的人，胆突突地一步步向办公桌走去，他每走一步，脚都陷入地毯中（直陷到踝子骨处）。 　　“再次向您问好。” 　　男人们互相握手，主人暗中即刻发现，客人的手蔫软、发凉、有汗。 　　“请坐……”王三带点高傲地说，他漫不经心地把一个曲腿的软垫小矮凳推向走近的人，他大概知道，坐在这样的矮凳子上，客人会感到不舒服，因为这个凳子要比主人的安乐椅矮得多，这使主人的自尊心感到满足。“喂，你那儿有什么新闻？” 　　“你是怎么回事！……难道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如何吗？”“六号”不愿停留在开场白中，于是，他立即转到了正题。 　　“我们在朝阳区的工厂被捣毁了，一切都像泡沫样破灭了……当时，壮牛般的守卫队点儿太背，中国废物们进行了突袭，守卫队队员们也都四肢朝上死了。我的一个化学家、植物学家将子弹都射光了。”看来，季同在提到所发生的事情时，最初的胆怯已经没有了。 　　可奇怪的是，这一信息对办公室的主人并未产生应有的效果。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季同？”他稍微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继续他那哲学家式的谈话，“生活是出卖灵魂的少女。 　　今天，她把通往一切道路的漏洞提供给你，明天就甩手而去…… 　　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损失，谁都不能生活下去。“ 　　季同开口说话了。 　　“瓦尼亚，在那儿出现了数不胜数的巴克斯式的糊涂想法……我无法再谈有关设备的事了。” 　　“我们会活下去，会活下去的。”权威故意无所顾虑地做了下鬼脸，说。“任何时候都不要惋惜用钱所能买到的东西……用钱可以买到一切人和物。嗯，你那儿还有什么新闻？” 　　“可要知道……现在怎么能做出这种糊涂事呢……技术操作过程，”“六号”故意用了一个学者用语，“只有那个化学家知道……而中国那些废物把他弄死了，带有全部信息资料的计算机也让他们给毁掉了。” 　　“请你放心吧，我们会收买另一个化学家。”王三走近酒吧间，随便说道。他在酒吧间前足足站了几分钟，他在考虑，该用什么款待客人。终于，他的目光停在一瓶打开的白酒瓶上。 　　“可要知道有多少东西都输进里面了！”“六号”咩咩叫了起来，“公式、数字、计算……” 　　“我本人也知道，怎么能做这样的蠢事呢。”主人冷不防打断了他的话。 　　“你怎么知道的？” 　　“我考上了化工学院的函授部。”王三笨拙地开了个玩笑。 　　“我们不是苏联建筑师协会，能将一个个新工厂摆放在那儿…… 　　喂，还有什么？“ 　　“您是问有关深圳——训练班里的事？” 　　“啊——你是指中国废物们如何捣毁‘塔伊尔’公司办事处的事？”王三懒懒地反问道。看来，想要用什么使他感到吃惊是不可能的。 　　“嗯，是……” 　　“从那以后又怎样了？” 　　“有关这事你的看法如何？” 　　“我没什么看法。”苏星本身对此事比较冷漠，“捣毁了就捣毁了吧，就是说，有人需要这样。不是我们的办事处，没什么可惜的。算了，别在这个小事上转圈子了……让我们为你的到来干杯吧。”戴着大钻石戒指的手伸向打开的酒瓶。 　　“干杯吧！”客人终于灰心了。 　　几分钟后，白酒已经一杯杯地下肚了。 　　“喂，怎么样，季同？”权威笑了笑，俯视着尽全力握着酒杯、坐在其下面的“六号”，“为所取得的成绩干杯……” 　　“为什么成绩？哪来的什么成绩？” 　　“啊，在中国有工厂存在，就存在着问题；工厂没有了，问题也就没有了。为了我和你都少了点问题。”主人非常奇巧地解释着，“明白了？” 　　两个男人碰着酒杯，将酒喝干——虽然其中的一个什么也不明白。 　　“就是说，让我们离题远点？” 　　“我没这样说。”王三稍微想了一下，回答说，“问题应是这样的，工厂应该有，而且不止一个，应该有很多个，只是这些工厂应该在那个山鸡的脏耙子够不到的地方。不是在中国，是在这儿。在香港。”他重又停顿了一下，像没有台词的配角演员似的耳语道，“打算派你去搞监察，就从我们这里先开刀。想要我们把自己用血汗换来的钱合并到他们的兄弟会里去？他们啥也甭想借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最后几句话与其说是针对谈话者的，不如说是针对该死的那依琴柯的。 　　当提到名副其实的窃贼时，季同过分敏感地皱了一阵眉头。 　　“我现在同他在中国……我是出人意料突然来到的。我甚至不得不交出钱。你自己说过，为了……” 　　“说过什么？”权威打断了季同的话。 　　“你说过，按照我们的设计方案，应向中国融入大量现金……在几天之内。” 　　“可是，你看到了，得到的结果是多么的好。”王三重又给自己和客人倒了酒，“少些别人的现金就少些别人的问题。”他略微停了一下，然后冷不了地问道：“听着，那个小女孩——这个可巡回展览的特列嘉柯夫美术馆的侄女……现在她在哪儿？” 　　“就在这里，在北京……她还能在哪儿呢？好像今年就该中学毕业了。” 　　“嗯，是这样……”苏星意味深长地吧哒了一下嘴，他弄了弄带印记的商标图案，举起了酒杯，“来，是不是再干一杯？” 　　当喝完第二杯酒后，季同将一瓶白酒拿在手中，仔细审视着瓶子上的标签，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一遍：“白——酒，‘精——制’……这是中国白酒吧，是不是？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类似的白酒只有在中国才出售；把中国的劣质酒类运到香港是如此的愚蠢，这正如带着自制的茶炊到图拉或坐着“扎波罗热人”牌汽车到巴伐利亚发动机厂所在地慕尼黑。 　　“是这样……”王三觉得不好开口，“她曾在我的酒吧里呆过很长时间……我已把她完全忘了。” 　　装瓶的日期标记当然未能躲过客人的注意力——如果相信标记的话，那就很清楚：白酒顶多是一周前分装的。 　　季同本想说点什么，但是，当他碰到主人那阴森森的带有恶意的目光后，立刻就沉默了…… 　　“香港——北京”列车车窗外，夜幕已经降临。这是个阴沉、黑暗、散发着潮湿、木馏油及腐烂树叶气味的夜晚。 　　卧铺车厢中，只有四分之一处亮着灯：惟一的旅客是个年迈的老人，他不喜欢强烈的灯光。几年前，在劳改营的强制室里，他的身体作下了明显的毛病。而且，在马加丹附近的这所劳改营中，他不得不经常在强灯光照射下睡觉；此刻，他已经是自由身了，他对强光仍旧反应敏感——强光不仅刺眼，而且会引起他对非自由时那种痛苦的回忆。 　　卧铺车厢中惟一的旅客正是大名鼎鼎的窃贼山鸡。他忧郁地注视着窗外站旁那明亮的灯光闪闪而过，远处低矮的房子中闪烁着斑斑黄点。列车正向东方边界驶近。 　　山鸡摇了一下头，仿佛要甩掉昔日的重负，驱散那些痛苦的思绪。思绪，由于或近或远的原因，对于张·尼古拉耶维奇·那依琴柯来说，是太多太多了。最令人沮丧的是有关马岱死亡一事。马岱之死不是因为山鸡得罪了谁，而是有人向他那依琴柯提出了直接的挑战。这是个警告：请从中国滚出去，现在这地方不是你的了，这个地方被堵死了。用不着求仙问卜去查询堵死此路的元凶，那人肯定是站在“6号”背后的人。几天前，他那依琴柯还在飞机库中屈尊同那人谈判过的，季同算不上什么人物，他不过是个典型的秤砣。人们在利用他。至少，第一眼看上去给人的印象如此…… 　　如果这样，怎么解释发生在朝阳区的那些事情呢？情况是这样的：被袭击的人不止山鸡一人，还有他的同伙（可不像季同毁掉了全部生产！）。可见，还有某个第三种势力…… 　　是谁呢？ 　　山鸡暂时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几周前，在离香港不远的拉多姆斯基公路上，他遇到了一个人。他曾想请教此人。虽然普罗摩罗尔是国家最高检察官，可他山鸡也是监管刑事犯的守卫者呀，他们的目标似乎是一致的——至少现在如此。 　　确实，同公安局上层权势集团代表谈话并非那么愉快：当时，在拉多姆斯基公路上，“十三处”前任长官谈到，似乎有笔数量相当大的现金应该转送到中国，以便使这笔现金通过“香港性亢进剂”周转起来。一部分进入“兄弟会”，一部分按其指令处理，即按存款人，诸如“MMM ”投资基金的拥有者们，某些托拉斯集团公司的主人们，等等，加上公安局官员们的钱——不过，这笔钱已归个人名下了。 　　现在看来，所谓严密监视不过是句空话：资金在周转畅通无阻，因为设在朝阳区的工厂已不复存在。中国袭击者们所采取的行动，无疑是按着某人预先指定的目标进行的。 　　山鸡叹了口气，往后仰面靠在座位背上，合上了双眼…… 　　现在，他正处在两面夹击之中，一方面来自高义，山鸡对其许下的诺言本能履行；另一方面来自作为传统的刑事犯罪最高机构的盗贼集团，人们将把那破烂摊子丢给他不管的，那他应该河去何从呢？ 　　就在那里，在拉多姆斯基公路上，高义又提到有关他侄女娜塔莎，那优秀中学毕业生的事……对这位年事已高、大名鼎鼎的窃贼来说，娜塔莎是他惟一的快乐、惟一的慰藉了…… 　　这真是生活中的咄咄怪事：越是真正的刑事犯，他所犯的罪行越多，他就越是多愁善感。 　　山鸡从衣兜中取出一张照片，放到面前，温柔地叹着气…… 　　一张动人的孩子气的脸，蓬松浓密的黑头发，刚开始试用的化妆品……娜塔莎将来会怎样呢？他山鸡将来会怎样呢？他们叔侄俩将来又会怎样呢？ 　　突然，在车厢走廊中响起了咯噔咯噔的皮鞋后跟声，这是香港乘务员走过来了，她在车厢高声喊道：“库济尼亚——比亚洛斯托茨卡站到了。马上要进行边境检查，请准备好你们的证件。边境检查……” 　　确实是这样：十分钟后，有人轻轻地敲着车厢的门。张·尼古拉耶维奇收藏好侄女的照片，准备好了护照。 　　“好。”他尖着嗓子说，“门开了……” 　　中国边防军人彬彬有礼，但又冷酷无情。他打过招呼，拿起护照，翻了翻，看了看过境验章和照片…… 　　护照不是普通的护照，而是外交护照。边防军人发现山鸡那纹着密密花纹的手臂后，由惊讶而警觉起来…… 　　“先生是外交官员？”边防军人注视着这位古怪的旅客，见他手指上戴着一枚紫色宝石戒指，不信任地问道。 　　“是的，我是名副其实的外交人员，”窃贼不友好地嘟哝道，“怎么的，你没看见？” 　　好像一切都符合手续——无论是照片，还是印戳。中国人客气地微笑着，将护照递给了持证人。这时，他一定想到了香港外交部奇怪的干部政策。 　　“外交官先生，祝您一切顺利。”他讥讽地对旅客祝愿道。 　　窃贼对他甚至不予理睬。 　　列车刹住了。车窗外是漆黑的夜晚，这夜晚，偶尔被某处孤零零的灯光划破。面对此情此景，山鸡感到无限忧伤、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