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累了，但他们都睡不着。他们呆在远程信息处理房里，盯着计算机预测一点一点地向上，沿着预测线路向发作状态靠近。时间是早上五点半，接着到了五点四十五分。 　　同林抽完了整整一包香烟，接着他起身又去买香烟了。阿森眼睛盯着放在腿上的一本杂志，但根本没有翻动一页。他时不时地抬头看看墙上的钟。 　　罗明踱来踱去，眼望着日出。东面薄薄的一片褐色烟雾上方，天空正在变成粉红色。 　　同林拿着几包香烟回来了。 　　格哈得停止操作电脑，去煮新鲜的咖啡。阿森站起来看着格哈得煮咖啡。他既不说话，也不帮忙，只是观望着。罗明听到了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真奇怪，她以前从未听到钟声，因为这钟的滴答声其实很响，而且每当分针移动一个刻度时发条会咔哒响一下。这声音使她坐立不安，她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这声音上，等待着较为微弱的嚓嚓声中的那一声清越的咔哒声。 　　简直有点听着迷了，她想。随即她又想起了她以往经历过的其它种种心理错乱：记忆错觉，老是幻觉自己以前曾经到过某地；个性丧失，在社交集会上总感觉自己站在房间对面观注自己；响声联想，妄想，恐惧症。其实，健康与疾病，理智与非理智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界线。这是一个系列，每个人都在这个系列上各得其所。不管你在这个系列上处于哪一个位置，其他人在你看来总是奇怪的。对于他们来说本贝是奇怪的，而对于本贝来说他们也是奇怪的。 　　早上六点。他们都站起来，伸伸腰，抬头看看挂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也许是六点零四分正，”格哈得说。 　　他们等待着。 　　时钟显示六点零四分。还是没有动静，没有电话铃声，没有信差来，什么也没有。 　　同林拆下包住香烟的玻璃纸，把它揉成一团。那声音弄得罗明想大声尖叫。他开始玩弄玻璃纸，把它揉成一团，又把它弄平，再把它揉皱。她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时钟显示六点十分，接着又到了六点十五分。徐乙走进房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他说完沮丧地一笑，接着又走了出去。其他人都相互注视着对方。 　　又是五分钟过去了。 　　“我不知道，”格哈得说。他的眼睛紧盯着计算机的控制台。“也许那预测根本就是错的。我们只有三个标绘点，也许我们应该再画出一条曲线。” 　　他在控制台旁坐下，敲动键钮。屏幕上闪现出供选择的曲线，绿色的背景中显示出白色的线条。终于他停下了。“不，”他说，“计算机坚持原先的曲线。应该是那一条。” 　　“好了，显然是计算机错了，”阿森说，“差不多要六点半了。咖啡馆要开门了，有人想吃早饭吗？” 　　“好主意，”同林说。他从椅子里站起来。“简？” 　　她摇摇头。“我要在这里等一会。” 　　“我想这不会发生，”阿森说，“你最好去吃点早饭。” 　　“我在这里等着。”她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话已说出了口。 　　“好吧，好吧。”阿森说着举起双手。他朝同林瞥了一眼，两人走出房间。她和格哈得留在了房间里。 　　“你对那条曲线所抱的信心有限度吗？”她说。 　　“以前是有的，”格哈得说，“但我现在不知道如何来解释。我们早已超过了信心的限度。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提前或拖后两分钟。” 　　“你是说发作本该在六点零二分到零六分之间发生？” 　　“是的，差不多。”他耸耸肩膀。“但它显然没有发生。” 　　“这也许要等一会儿才能知道。” 　　“也许。”格哈得点点头。他似乎并不信服。 　　她回到窗边。太阳已经升起，闪耀着淡淡的红色光芒。为什么日出比日落显得更为微弱，更为暗淡？它们应该是一样的。 　　她身后传来一声嘟嘟的电子鸣叫声。 　　“哦，哦，”格哈得说。 　　她转过身。“怎么回事？” 　　他指指房间对面的一只机械箱。箱子摆在角落里的一只架子上，上面连接着电话，一道绿色的光在箱子上闪烁。 　　“怎么回事？”她重复说。 　　“那是条专线，”他说，“二十四小时为身份识别牌播放录音。” 　　她走过去拿起电话。她听着，听见一个有节奏而又响亮的声音说：“……应该告诫在移植的原子物质取出前尸体不得火化或用任何方式毁坏。不取出该物质会引起放射性污染的危险，欲知详情——” 　　她转身对着格哈得。“怎么把它关掉？” 　　他按下箱子上的一个按钮，录音停止。 　　“喂？”她说。 　　一阵沉默，接着一个男子的声音说：“你是谁？” 　　“我是罗明医生。” 　　“你是那个——”——停顿了片刻——“那个神经精神病研究室的成员吗？” 　　“是的，我是。” 　　“准备好铅笔和纸。我要你记录一个地址。我是彬石警察，奇德上尉。” 　　她对格哈得打着手势要纸和笔。“出了什么事，上尉？” 　　“这里发生了谋杀案，”奇德说，“我们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