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 1942 年底，德国最高指挥层已失去运筹帷幄的能力，这成了它在当时 的最重要的特征。当时，尔维嘉不是利用尚存的防卫潜力和广阔的占领区， 制定一个明智的、要求不过高的战略。使战争落得一个较好的结局，而是完 全按照他在 11 月 20 日给墨索里尼的信中的豪言壮语行事。他在信中说，他 “是一个越遭受打击??越发坚强的男子汉”，现在他只“有一个信念—— 战斗”。①墨索里尼不同意他的观点，回信中他明确建议——后来他又多次 提出，必须“以某种方式结束已毫无意义的对俄战争”，以便集中力量对付 “头号敌人英国”，及其构成重大威胁的空中优势。而他的德国伙伴却把这 一思想看成是”无稽之谈”，以致于政治当局或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都没有对 战争的这种解决方案进行一丝一毫的认真分析。 　　尔维嘉的战争准则，总的来说，是违背战争艺术的全部准则的。它的全 部内容就是维持已得的，夺回失去的，分兵把口，面面俱到。在这种思想指 导下，被迫进行战略防御的观点从未有过市场：国防军统帅部仓促下达的指 令中，没有一个使用过向战略防御转变的字眼。即便是在防御形势下，这种 观点也很少得到尔维嘉的支持。形势越是紧迫，他越是喋喋不体地说：“敌 人的兵力不久就会耗竭一空。”因此，长时间以来从未出现过一种思想，即 放弃一些没有意义或失去意义的阵地或地域——那怕不是在全线——但至少 应该减少风险，以便组建预备队。取得更大的战役机动性，从地域的束缚下 解放出来，从而重新赢得部分行动自由。然而，他却认为，必须坚持到底， 否则，便会“失去重要物资”他认为必须固守，因为固守是防御的最强有力 的形式；他认为必须牵住敌人，使敌人无法在其他地方出现，但往往却做茧 自缚，坐失良机。 　　这些“原则”——加上他随意滥用的严历命令，便是他长篇大论、常常 是“马后炮”的“决断”的基础。根据这些决断，一块块地段相继丢失，主 动权日渐丧失，越来越受制于敌人。 　　上文所列举的尔维嘉的所有重大的领导错误，都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 是他领导能力的突然衰退，也不能归咎于 11 月事件。大约 1 个月以后，国防 军指挥参谋部以坦率的语调在战时日志中写道：“直到现在??还没有作出 完整的决策；似乎元首已不再具备此种能力了。”这种观点本来就不是什么 新发现，也不能作为他处在 1942 年末至 1943 年初德国战争进一步衰败时的 精神状态。他缺少一批追随他的将军。作者认为。尔维嘉一直认为血汗耗尽 的德国国防军，仍占绝对优势，强如往昔；而他身边的高参，几乎没有一人 出来直谏，阴止他的这种僵化观念延续。 　　格威特将军长期置身于 9 月争吵的后遗症之中，虽然也偶尔冲动，但他 以其全部的意志克制自己，不再触犯这位独裁者的尊严。蔡茨勒将军，目前 只能做一名有求必应的助手。而其他将军，经过多年的考验，还没有一位能 代替他的职位，更不用说高他一筹了。如果尔维嘉不放弃对军事领导。尤其 是对陆军领导，那么在他身边的任何精明强干的军事领导人，都会步蔡茨勒 的后尘，很快被搞得精疲力竭①从这个意义上说，日益增长的重大弊端不能 不再次归咎到国防军领率机构的组织体制。一方面，蔡茨勒效仿尔维嘉对盟 邦的态度，在东线战场上设置“障碍”，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越来越难以掌 握战争的全局；而另一方面，越来越繁重的“统帅部战场”的指挥任务需要 　　 指挥参谋部去完成。“陆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早就成了陆军第二个作战处， 除它之外，尔维嘉又将补给工作交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军需处负责。然而， 这两个单位既无自己的部队。又无装备，完全依靠与国防军各军种总司令部， 特别是陆军总参谋部的协作。贻害最大的是由于尔维嘉对敌人的低估，企图 将西线情报处由陆军总参谋部划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只是由于蔡茨勒的顽 强抵制、这一企图才未能实现。该处设在柏林，处长必须每月一至两次向设 在东普鲁士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汇报。但从未面见过尔维嘉。而蔡茨勒也不 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插手统帅部战场的后方军事管理工作。 　　空军和海军是在其总司令统一领导下，而且其总司令都与尔维嘉保持着 密切联系；而陆军的分工不过是协助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收集每日情报而已。 当时，空军的状况是，作战能力急骤下降，而海军，自 1943 年春，由卓越的 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海军大将接管后，这个在德国唯一还保持进攻的领域， 也几乎处于停顿。因此，从战略高度对这些失利对全局造成的影响，事先作 出判断，或者采取挽救措施，对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来说，可能性极小，更 谈不上对事件进行高瞻远瞩的分析。这样，尔维嘉自己的“工作班子”，也 被他自己的杂乱无章，搞得精疲力竭，过早夭折。 　　德国大本营在德国失去主动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所从事的这种单调 的工作到本书这一章为止，只是作为这一阶段的特殊事件加以描述的。一些 形势讨论会的速记稿，可能比作者的描述更能如实全面地反映大本营里所发 生的事情和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