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长张东奎埋伏在一堆矮树丛下面。先行作为尖兵的鬼子端着刺刀侦察搜索。一个鬼子兵走到矮树丛前端起刺刀，朝矮树丛里就乱刺，刺刀离他张东奎的头部只有一指距离，差一点就刺中他。鬼子尖兵没有发现他，可他当时汗刷地就下来了。同样是一条命，心里说不害怕那是假的。 敌人最终没能再把来龙庵据点修起来。 以来龙庵据点为中心的宿沭公路，在这一段东西十几里长的路段，硬是被独立团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宿北的邵店一带游击区，得以和运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又连成一片。 运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一个民主的地方。根据地的老百姓过着平安祥和的生活，如果不是周边据点的日伪军、特务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经常下来骚扰，还有些战争气氛的话，根据地的天是蓝的，树和草是绿的，水是碧的。根据地党、政、军坚决贯彻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地主对农民的盘剥有所减轻。那些反动地主，他们勾结敌顽阴谋破坏根据地建设，运东县委发动民众，广泛进行检举揭发。如发现一经查实，坚决予以镇压。 保安圩南的那家大车店的老板，原先是贼头陈二板腰子的眼线，大车店不但是贼匪的联络点，而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黑店。外地商人在此歇脚，歇脚的外地商人经常莫名其妙的失踪，货物也从大车店里消失。运东县政府税务人员来收税，他总是拖着不交，往往是收税的工作人员刚走，他就在店里谩骂：“老子以前从未见过有什么人来敢收我的税，偏偏是你们共产党来拔老子的毛。”这个黑店老板宁愿让贼人官僚敲诈，现在也不愿交给抗日政府一分钱的税钱。他还拉拢腐蚀地方干部，还对当地百姓施些小恩小惠，当地的百姓比如像孩子生病了、家里有点急事需要用钱，找到他，他就吩咐伙计送给人家一点钱，伙计有时拿多了一点，他就把钱夺过来，数数再拿下一点，才心疼地把钱交给伙计借给人家。他经常叫住从他们店前路过的地方干部，拽着干部到他大车店里喝酒，有些干部放松要求，经不住他死缠硬拽，被他拉进店里吃喝。所以尽管有些群众反映，他的店是害人的黑店。可总有些人替他说话。有一次，几个从东边过来的一伙海州人，到此地贩卖干海货，在他的大车店住下。黑店老板见这伙海州人腰包鼓鼓的，像有两个钱，加上还有几大车的海货没有出手，那都是钱啊。大车店的老板又起了黑心，想图财害命，可保安圩一带已是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腹地，又是抗日县署所在地，想弄死这几条大活人，还真是不好办。黑车店老板想来想去也寻不出一个好办法，他拿着水烟袋，吸着水烟。气流在水烟袋铜质的罐子中冲着水，呼呼地响。他瞧着吸烟时呼呼作响的水烟袋 ，他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一个恶主意。 晚上，他让两个伙计烧一大锅红烧肉，又叫两个伙计过来，小声吩咐两个伙计怎样怎样做。 这六个海州人中午住进大车店，想在此店歇歇脚，休息休息，准备第二天一早赶路。几个人在店里海阔天空地闲拉呱，又叫来大车店里的伙计问问路及附近一些集市上的情况。下傍晚，几个海州人闻到大车店里做的红烧肉香味扑鼻，觉得肚子饿了。正待起身想到店外弄点吃的，一个伙计过来堵在门口说：“各位老板，今天是我们东家大喜的日子，我们东家免费请各位吃红烧肉，今晚所有住本店的客人老板，有一个算一个，不但有免费肉吃，还有免费酒喝。”几个海州人听伙计说这些话一个个高兴不得了。有个海州人问：“你们东家有什么大喜事，说说也让我们高兴高兴。”那个伙计装假说：“我们东家老来得子。”这几个海州人张口大笑：“真有这等事？我看你们东家离七十不远了，还能生儿子？”伙计没好气地说：“信不信由你，反正那锅红烧肉和酒是真的。吃不吃也由你们。” 能有不要钱的肉不吃，不要钱的酒不喝，那不成了傻子？六个海州人和住店的五六个客人都来到大车店做饭的地方。黑店老板早已等候在那里。屋里摆了两张方桌。伙计有意让这六个海州人坐在一桌，其余客人坐在另外一桌。红烧肉整盆端到了桌上，还有整坛的好酒，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个喝酒的大黑碗。黑店掌柜命令伙计都倒满酒。他举起黑碗对在在坐的说：“各位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原本膝下无儿，心想老天该断了我家香火了，没想到老天有眼，我晚年老天给我送来一个儿子。这怎叫我心中不高兴？今晚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庆贺，请大家放开肚皮，放开酒量，咱们来个一醉方休。”说完，举起黑碗，一口气喝了下去。那六个海州人和另一桌车店客人见大车店老板如此豪情，纷纷端起盛酒黑碗，说：“祝贵老板老年得子，后继有人，干！”黑店老板喝完那碗酒，举手抱拳：“各位少陪，店里还有些事需要处理，就让两个伙计陪诸们吃喝吧。”说完退了出去，这两个伙计并没有喝桌子上摆的酒，而是其中一个伙计手里拎着一个酒坛子，里面装的是兑着水的酒。黑老板刚才喝的就是伙计手中坛里倒出的兑水的酒。两个伙计暗中侧重陪那六个海州人喝酒。出外做生意的人大都是些酒肉之徒，这六个海州人被大车店的两个伙计灌得东倒西歪，还嚷着要喝。这海州人中，有一个人酒量稍浅些，喝了几碗酒后受不了，当面又不好意思吐出来，借口出去解手，用手扒着嗓子把肚里的酒呕吐了出来。他想在外面歇上一歇，呆一会再进去，不想一个伙计来找他。吐酒的海州人装成醉酒的样子，口齿不清地说：“谁，谁让你小伙计找我？我这不来，来了吗？”边说边一步一晃地坐回到酒桌上。和着这个海州人命不该死，别人喝酒都一滴不洒地下了肚，还醉着把酒碗翻过来给别人看，意思都喝尽了，而那个吐酒的海州人，却冥冥之中多了个心眼，酒碗被大车店里的伙计逼到嘴边，他装作大醉，只是喝一小半，洒一多半，喝完也把碗倒过来给人看。酒桌上盆里的红烧肉是吃完再盛，盛完再吃。直喝到这六个海州人趴在桌上的也有、钻入桌底的也有。另一桌的客人都晃着身子回屋睡觉去了。两个伙计招待完他们。屋里只剩下那六个喝醉的海州人和两个伙计。 这两个伙计四下瞧了瞧。两个人架起一个海州醉汉，拖回到他们睡觉的屋里。黑店老板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到屋内。借着昏暗的小油灯，一个伙计骑在海州人的腿上，扳住海州人的腰，另一个伙计扳住两只手。黑店老板用沾了水的大布毛巾，紧紧捂住海州人的鼻和嘴。被架到床铺上的海州人挣扎了一阵，断了气。两个伙计又架来第二个海州人，如法炮制，第二个海州人也断了气。吐酒的那个海州人虽然也醉了，但脑子还算清醒。他微睁醉眼，看着自己的人一个被架了出去，很长时间才回来架第二个，他觉得有些不妙。等两个伙计架走第三个同伴时，他偷偷跟着。当他偷看到伙计和黑店老板捂死他的同伴后，他的酒被吓醒了，趁两个伙计还没出来，他轻手轻脚逃出大车店，撒腿就往保安圩方向跑。遇到哨兵，哨兵认为是敌人，举枪就要打。那个海州人倒在地上，哨兵招来战士，把那个海州人架进屋内，询问那个海州人。那人又害怕又加上喝了酒，又说着一口难懂的海州话，战士们费劲地听了半天才从海州人嘴里听到些“大车店杀人”的话。哨兵马上跑去报告张英华。 张英华正和马林书记等人研究工作。马林书记听完哨兵报告后，说：“早就有人揭发大车店是个黑店，其老板不是本份人，果不其然。”张英华命令一个排长带领一班人，跑步前往大车店。大车店的黑老板和那两个伙计杀死了两个海州人，两个伙计又去架人来害，才发现少了一个海州人。两个伙计大惊，跑去告诉老板。黑店老板来到喝酒桌前，见只剩下两个人，趴在桌上呼呼大睡。黑店老板就在桌旁和那两个伙计把那两个海州人捂死。黑店老板知道，失踪的那一个人肯定是逃跑了，知道要出大事。他溜回自己房间，收拾一下想逃。不想，排长带领一班人已冲进店内，黑店老板束手就擒。两个伙计各持刀抵抗，一个当场被战士用枪打死，一个被击伤。店里的其它客人都被惊醒。战士们冲进海州人住的房间，三个人直挺挺的死在床上，另外两具尸体也被战士们在酒桌边发现。战士们把这黑店老板和那受伤的伙计押进保安圩内。经审讯和群众揭发，黑店老板承认杀人越货的罪行。战士们和群众押着黑店老板来指认他们害死人后，埋死尸的地方。在大车店屋后，群众在黑老板的确认下，挖开土层，多少白骨出现在军民的面前，这些冤魂今天才得以重见天日。面对这累累白骨，黑老板低下了罪恶的头。黑老板和那个负伤的伙计被愤怒的战士就地处决在那些冤魂旁边。愤怒的群众冲进大车店要把这黑店捣毁。在群众捣毁黑店之前，抗日政府从黑店老板的屋子里搜出很多财物，有金条、有首饰、有大洋。这些赃物都是图财害命所得，被抗日政府尽数充公。 抗日民主政府在运东游击根据地内镇压敌特、铲除贼匪等反动势力绝不手软，这些行动震慑了敌人，得到广大民众积极拥护。抗日游击根据地货物流通相对顺畅，人民安居乐业。尽管敌人还在封锁，但随着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努力，敌人的封锁力度越来越弱。在运东这块土地上，各种生产生活有条不紊、物资较为丰富，人心稳定。 张苗贵一家得到政府的照顾，生活总算安稳下来了。大儿子张东奎在主力部队安心工作。小儿子已经16岁了，被政府安排在区上做事，帮助区里算算帐，写写区里宣传材料。张苗贵和老伴重操旧业，做起豆腐生意。年龄不饶人，加上过去受尽族人的折磨，老俩口早已没有过去的干劲了，每天能做上一包、两包豆腐算是不错了。老汉挑着，到东庄走走再转到西庄聊聊，边做生意边和熟人说说话，全当解闷；碰到阴天下雨，能不出去也就不出去了。 在运东根据地西北有几个乡镇，土质是黑岗地，俗语称老岗地。这老岗地不像其它沙土地。沙土地一般晴天尘土一股烟，即使下点雨也都渗到深土层中而表面看不到多少稀泥，也不陷脚。这老岗地可不一样，晴天路面硬得像铁，布满细细的裂缝，阴雨天雨水渗不下去，要出门走远路那得把鞋脱下来，赤脚走路。不这样不行啊，老岗地的薄泥陷人脚，走几步鞋上就沾满薄泥，穿鞋走路特别费劲。再跟脚、合脚的鞋，薄泥都能把鞋从脚上给粘下来。老岗地这种土质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家中用这种泥踩墙盖屋，不管墙踩得多厚多结实，地基夯得再结实，时间长了，墙上都会出现裂缝。而且屋盖得越久，裂缝越大，所以凡有这种老岗地的乡镇，家家户户的房子，墙上都有大大小小的裂缝。这些裂缝在墙上弯曲延伸，细得像条线，粗得可以伸进拳头。这也成了这些农村乡镇的一个景致。 秋后连阴，张苗贵没有出来做生意，在家中帮老伴整理一些生产生活器具。小儿子从屋外泥泞中陷了进来，也没有喊父母，独自坐在屋里小板凳上“呼赤呼赤”的喘气，两只鞋拿在手上，光脚板上尽是黑泥。张苗贵问：“小二子，这阴天下雨、薄泥拉碴的，不在区上干事回来家干什么？”老二把湿鞋扔在地下，双手抱头说：“最近一段时间头疼，刚开始还好些，疼一阵就过去了。昨天开始，头疼得特别厉害，且浑身无力，实在无法干事，我就请了假，回家来了。”母亲张汤氏用手拭了拭儿子的前额：“老头子，小二子有点发烧，是不是病了？”他关切地问儿子：“是没吃饭，饿了吧？”老二无力地说：“我不想吃，见到油腥东西就想吐。”父亲张苗贵从外面打来一盆水。儿子洗了洗脚，踏着步鞋，爬床上睡觉去了。张汤氏觉得儿子肯定是饿了，就到灶前引火烧锅，给儿子做一碗热汤，里面又打了两个荷包蛋。母亲把热汤端到床前，对老二说：“小二子，把这碗热汤给喝了，出出汗。”老二努力爬起来，但看着那碗满是油花的热汤，摇了摇头，又躺回床上。张汤氏对老伴说：“孩子病了，得找郎中瞧瞧。”张苗贵放下手中的活，出门深一脚浅一脚地去找郎中了。半个时辰后，郎中请来了。这是一个老郎中，下巴上的银髯有半尺长，提着一个木药箱，随张苗贵来到老二床前。张汤氏搬来一把高凳子，老郎中坐下伸手摸了摸老二的额头。老二感觉老郎中那凉丝丝的大手，像几条小蛇趴在他脑门上，他闭着眼听任老郎中抚摸。老郎中摸过老二的额头，又试了试老二的脉搏，仔细地数着、观察着。把完脉之后，老郎中回到隔壁屋中。张汤氏问：“郎中，俺家小二子患得是什么病？”老郎中坐在方桌前慢条斯理地说：“看这症状，像是伤寒之状。”他写了一张药方子交给张苗贵说：“照着方子抓药，吃完几付再说。”张苗贵谢了郎中，付了看病费。送走郎中后，赶了几十里的路，从南边大兴集中药铺中，照郎中开的药方子抓了几付中药回来煎熬。老二吃了几付汤药，觉得头疼得好像不如以前厉害了，浑身也似乎有了劲，精神也好些，休息天把后，他起身对父母说：“区里有很多事还等着我做，我要赶快回到区上去。”老俩口见儿子病好了，心里高兴，想劝儿子在家多住几日，老二不肯，就一瘸一拐的走了。几天以后，儿子又被区上一个同志扶回家来。老二还说头疼得厉害。张苗贵又去请那位老郎中。那老郎中又开出方子让张苗贵抓药，让老二服下。老二服下药，病情仍不见好转，且越来越重，再去请老郎中，老郎中不肯来了，对张苗贵说：“令子的病我已经无能为力，能开的药我都开过了，请你另找高明吧。”这老郎中在当地小有名气，但凡经他手看不好的病就等于宣判病人的死刑。老公俩着急了，儿子的病无药可救，可真是急坏了这老俩口。情急之中，张汤氏对老伴说：“老头子，说不定儿子身上有长虫（当地对蛇的俗称）精之类的什么精灵附身了吧？我去请‘道妈子’（当地农村对巫婆的称呼）来念念吧。”